李宇明丨世界汉语与汉语世界-手机版亚博

汉语最基本的语言形态是汉民族共同语和汉语方言。

据赵世举（2017）考察，我国早期指称语言只有通名，如“语、言、言语”等，专指某语言或方言时，一般采用地域名、国名或族称加“语、言”等形式。后来才有了指称汉语的专名，如“汉语、汉言、汉文、华语、华 言、华文、夏言、中华语”等。这些专名的出现，是为了区别胡言夷语，且常与外族语对言使用。“华语、夏言、汉语、中华语”等，都与“华夏、汉、中华”等族称相关。少数民族和外国对汉语也有不同的称说。郭熙（2018）就“中国官方语言的名称”问题，进行过系统梳理。张美兰（2011，p1—2）指出，日本早年曾将汉语称为“唐话、中国语、清语、**语、北京官话”等，朝鲜半岛曾将汉语称为“汉儿言语、汉儿文书、官话、 京语、清语、华音”等。

汉民族共同语起码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历史上曾经被称为“雅言、通语、凡语、凡通语、绝代语、天下通语、官话”等。清朝末年，开始用“国语”和“普通话”代替“官话”来称呼汉民族共同语。之后，“国语”成为正式称呼。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相继召开，提出要“推广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郭沫若，1955；张奚若，1955），正式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为“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不仅以国家身份确认了“普通话”这一名称，而且还把普通话进一步界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 著作为语法规范”。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入“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自此，普通话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是“全国通用”，是“国家推广”，同时也为2000 年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提供了**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各民族交际的角度，把普通话（规范字）法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宪法的“全国通用”是描述性的，而“国家通用语言”则凝聚为一个名词性概念。

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言，也一直在行使着三大语言职责：1.汉民族共同语；2.  国家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3.  在国际上代表国家行使语言职责。由“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名称也可看出，国家语言地位规划的思路是通过“用”而不是“权势”来显示语言地位。普通话面对众多方言和民族语言在于它的普遍通用的“普通”性质，强调“通用”显然也符合“人民至上”的国家精神，符合“约定俗成”的语言发展规律，符合语言国情。国家在推广普通话时，也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世界上所有国家，几乎都不像中国有这么多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规范化、标准化属于语言本体规划，中国语言规划的思路也意在通过本体语言规划来维护语言的地位规划。许多学者建议把“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言” 更名（其实是恢复名称）为“国语”，这建议是有道理的，但至今未被采纳，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以通用显示语言地位、以本体规划维护地位规划”的思路还比较有成效。

方言（地域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变体。汉语何时产生方言分歧，还不曾有确切说法。最早的文献记载是《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但这指的是民族语言不同还是方言不同，并不清楚。不过，相信诗经时代汉语就有了方言分歧，因为那时雅言已经形成，有雅言便有“方言”。确切记载方言存在的是西汉扬雄的《方言》。游汝杰（2019，p20—22）认为：吴方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 年前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的南迁；湘方言的前身是古楚语，楚人来自中原，在殷商末年从楚丘邑（今河南濮阳西南）迁至丹阳（在今湖北境内），后来又南迁至湖南；粤方言起自秦始皇谪戍50万下岭南；闽方言的形成在汉代末年；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形成可能要追溯到东晋至隋唐时期从中原迁出的第一批客家人。

现代汉语方言的基本面貌，大约在明清时代已经基本形成。民国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汉语方言有三大重要发展（参见李宇明，2014）：第一，方言层次逐渐减少，基本上向着“三层”甚至“双层”的方向发展；第二，下层方言向上层方言靠拢，上层方言向顶层方言靠拢，顶层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第三，随着长期的“双言生活”，普通话与方言的分工已经基本稳定，各自服务的交际空间和文化空间已较为明确。

普通话的发展也得到方言的支持。百余年来，共同语向方言吸收了大量语言成分，其中词汇最为明显，共同语从北京方言、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闽南话、东北话中吸收词汇最多，强势方言也是为共同语作出语言贡献最大的方言。语法上，一些南方方言的句法也不断进入或正在进入共同语，如“动词重叠带补语（说说清楚）”“a不ab重叠（聪不聪明）”“有 动词（有吃）”“用‘不’否定‘有’（有不有）”等。共同语与方言存在着语言矛盾，存在着语言竞争，但是不能因此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方言也是共同语的  “不竭之泉”，没有方言的“语言供给”，共同语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

方言对共同语的另一贡献是“地域普通话”。地域普通话也称“地方普通话”“方言普通话”“方言口音普通话”“带方言腔的普通话”，或干脆叫“xx 普通话”“x 普”，如“上海普通话”“川普”等。学习普通话是一个过程，各地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类似中介语的“蓝青官话”。地域普通话带有各地的特点，听不同地区的人讲普通话，常常可以辨析出他是何方人士。尽管如此，地域普通话属于共同 语的范畴，是共同语的一个层次，人们在生活中所讲的普通话一般都是地域普通话，其发挥的现实交际作用是巨大的，且也常被忽视（李宇明，2014）。地域普通话的产生表明，汉语共同语发展的一种表现是 “分层”，这同汉语方言的“减层”发展正好相反。

1949 年之后，汉语共同语出现了分化。民国政府迁台，也把国语带到台湾地区，并向海外辐射，形成了“老国语圈”。***语与普通话发生了隔离，加之两岸采取不同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文字规范，内部差别越来越大。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文字。***语从1935年简体字的努力中退了回去，尽管直到20 世纪60年代还有汉字改革的设想，但最终没有实现。1955年，内地开始简化汉字，由此形成了共同语的简繁两个书写系统。

第二，拼音。***语长期使用注音符号，内地使用汉语拼音。1958年2 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82年，汉语拼音成为中文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iso7098）。台湾地区也感到注音符号的使用不便，曾经研制“通用拼音”（王理嘉，2003，p125—144），但在2008 年9 月还是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不过在实施层面仍充满分歧（戴红亮，2012，p163—170）。

第三，语言系统。词汇是语言中发展变化最快最明显的部分，两岸的词汇分歧也最为明显。***语保存历史词汇较多，且受闽南方言词汇的影响较大。外来的人名、地名、单位名、产品名等专有名词因 两岸翻译的方法、旨趣不同而有不少差异。科技术语，包括社会科学用语，两岸也有明显差别。语法上的差异也有一些，但不那么显著。语音上，儿化、轻声等有明显差异；在汉字读音上，***语较多保留古代读音，也吸收了闽南方言的一些读音，一字多音的现象超过普通话。

1987年10月，台湾居民可到大陆探亲，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隔绝状态由此打破。1993年4月，实现了“汪辜会谈”，两岸经贸交流、人员交流逐渐密切。2005 年4 月，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60 年首次握手， 此后亲民党等台湾政党代表团也先后访问大陆，出现了两岸全方位宽领域的交流局面。2008 年12 月， 两岸全面实现“三通”，2010 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署，又将两岸关系推进一步（严峻，2018）。两岸的政治、经济交流和人民往来，也使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密切起来。普通话和***语在长期分离后也开始交流，相互影响。简繁汉字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逐渐填补，简繁问题从意识形态  问题转化为现实应用和计算机处理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汉语拼音也在台湾的一定区域、一定领域使用起来。两岸共同编写多部词典，一起沟通科技术语，通过多种学术会议研讨两岸的语言文字和语言生活问题。这些都促进了普通话与***语之间的全方位接触，相互吸收，汉民族共同语的分化趋势得到遏制，出现了再度整合的发展趋向。

汉民族共同语的再度整合，意义重大。第一，共同语之间的分歧受到政界、学界的正视。人们开始自觉梳理语言分歧，分析其成因，评估其影响，寻觅“求同缩异”之法，无论是语言意识上还是语言生活中，共同语的分歧都明显减少，由分化转向整合。第二，海外华语的发展具有了向心力，“普通话圈”与 “老国语圈”交集加大，逐渐重合，带动了世界华人语言也由分化转向整合（周清海，2016）。第三，汉语国际教育也具有更大的一致性和合作性，有利于在教材、师资、考试等方面实现两岸及国际合作，有利于汉语的国际传播和汉语在国际社会的应用（周明朗，2017）。

王理嘉（2003，p142）指出：“国语和普通话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它以北京音系作为标准音。”之所以认定国语和普通话都是民族共同语，还因为民族共同语带有一定“想象性”。现实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共同语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核心，具有各种语言成分上的分歧，甚至共同语还使用不同的称名和不同的书写系统，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可能使用不同的字母形体和不同的字母表，如印地语与乌尔都语、中国的蒙古文与蒙古国的蒙古文等。共同语是有张力的，能够容忍各种分歧而不至于形成语言分裂。这种张力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语言分歧的大小、语言社团的认同等。语言分歧是客观基础，但语言认同是决定共同语张力大小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普通话和***语分离70年仍能再趋近、再整合，根本原因来自于两岸的语言认同。

世界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语言生活都是双语或多语的，在双语或多语生活中，为了沟通、教育等目的，都会选取一种或多种语言作为族际交际语。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汉语自古就承担着族际交际语的职能。应该说，汉语不仅是汉民族的语言，也是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

普通话既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国家的通用语言。中国的少数民族一般都是双语或多语民族，既掌握和使用本族语言，也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甚至也掌握和使用另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或外语）（周庆生，2000，p83—93）。黄行（2000，p64）指出：“我国约有1/2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汉语。”这是2000年的说法，现在的数据应当更高。少数民族在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时，也会产生“中介语”，出现“民族普通话”。从民族普通话中，也往往可听出讲话人是哪个民族的，这与“地域普通 话”的形成机理相似。

有些民族长期与汉族共处，早就形成了民汉双语制，如畲族、白族、东乡族、保安族、京族、裕固族等。这些民族几乎所有成员自幼就习得双语，既会本民族语言，又会汉语。但是他们的汉语一般都是汉语的当地方言。有些民族，自己的语言已严重萎缩，甚至已经不再发挥全民族的交际作用，如满族、土家族、仡佬族、赫哲族等。也有民族在形成之时，就没有形成其民族语言，如**。这些民族成员自幼以汉语作为主要语言，甚至是“母语般”的；他们的汉语也基本上都是当地方言。他们也需要学习普通话，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族普通话”更接近于汉语方言区的地域普通话，虽然可能带有一些民族特有的语言成分。

华人在海外，据国务院侨办2014 年3 月在“两会”上发布的数据，约有6000 多万，分布在198个国家和地区。郭熙（2012，p395—298）统计，华人华侨人口居于前10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秘鲁、越南、菲律宾、缅甸。有华人便有汉语。汉语在海外，有方言也有共同语。方言可称为“海外方言”，共同语称为“华语、大华语”等。

汉语随着华人出海的脚步扩散到海外。最早随华人扩散海外的汉语应是方言，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方言（李如龙，2013）。因大唐的历史威望，海外常用“唐”来指称中国，如“唐人、唐姓、唐衣、唐装、唐舶、唐船、唐货”等，华人把家乡称“唐山”，把中国话或某一方言叫“唐话”，华人在海外的居集地叫“唐人街”。

大量事实表明：在海外，家庭和社区是华语的温床，凡是保持着方言的，华人的语言就能较好保持；凡是方言没有保持好的，华人的语言就不好保持，故而需要重新认识海外方言的语言传承价值（郭熙，2017）。

戏曲在海外，具有酬神、娱人的双重功能，并且还传承着乡音，寄托着乡愁，在方言文化的保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宁（2007，p10）指出：东南亚华人社区的剧种主要来自广东、福建，当地华人习惯称为广府戏和福建戏。广府戏主要包括粤剧、潮剧、琼剧、广东汉剧等；福建戏主要包括高甲戏、梨园戏、莆仙  戏、闽剧等，此外还有台湾的南管戏和歌仔戏。戏剧社团不仅是民间音乐组织，还是海外华人守望相助、维系同胞情感、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力量集结（吴远鹏，2005；朱媞媞，2015）。

有些方言走出国门之后，会发生语言地位的变化，比如苏里南的客家话和中亚的东干语。华人160多年前来到苏里南，今天的华人人口占苏里南总人口的3%，华裔陈亚先还曾经出任苏里南总统兼总理。客家话在苏里南共和国具有法定语言的地位。中亚的东干语，是由中国西北的**因“回变起事”在1877—1878年间带去中亚的陕甘地区汉语方言。前苏联时期曾经把这些**识别为“东干族”，其语言被认定为一种民族语言“东干语”。1932年，曾有过拉丁字母的东干文正字法。1954年，由拉丁字母改为西里尔字母。东干语融合了俄语、***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词汇，但据研究，外来词没有超过东干语词汇总量的15%。近些年来，东干人与中国交流密切，也吸收了不少普通话词汇（尹春梅、周庆生，2016）。

东干语是汉语方言由于特殊原因发展为一种“语言”的事例。在国际或国内，一些人或组织把汉语 的一些南方方言看作不同于汉语的另外的语言，这是过分强调“语言差异”而忽视了“语言认同”。语言识别，特别是对中国语言的识别，需要重视中国学者语言识别的理论与实践，重视语言使用者群体的语言认同观（孙宏开，2017；戴庆厦，2018；黄行，2018）。

海外华人不忘教育，清政府及后来的民国政府也都支持侨教（姚敏，2017、2019）。读书识字学习的是官话，后来是国语。20世纪国内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也对海外侨教发生了作用（李如龙，2013；周清海，2016；李宇明，2017）。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东南亚华侨以“华族”名义加入所在国；此时，“国语”名称显然不能再用，“普通话”的名称尚未传开，于是就把民族共同语称为“华语”，以与“华族”族称相合，其实也是启用了一个历史上的传统名称。

以东南亚为代表的老华人社区，语言状况丰繁多彩。记录华语的文字，有用简化字的，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有用繁体字的。有的流行方言，有的则流行华语，如新加坡持续开展“华语运动”，方言几乎消失了（郭熙，2017）。有的流行华语和方言，形成“双言社区”，如马来西亚。有的可能华语和方言都不怎么流行了，如菲律宾、缅甸、泰国等地的华人社区。

20世纪40年代以来，从香港、台湾、大陆又向海外输出一批批“新华人”，或求学，或经商，或务工。这些新华人主要去的是欧美，后来也去到非洲和亚洲等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世界的新华人越来越多，分布区域越来越广。这些新华人或是讲普通话，或是讲***语，或是讲各地方言。总的情况是：

第一，语言上，普通话逐渐占优势；文字上，简繁共用，简化字逐渐占优势；注音上，汉语拼音占优势。这是“老国语圈”与“普通话圈”相互叠合、相互影响的结果，反映着海外华语发展的大趋势。

第二，在北美、欧洲正在形成特殊的海外汉语变体（田飞扬，2014；孙德平，2015、2020；张聪，2017；李嵬，2017）。这些变体的最大特点，是融合普通话、***语及香港社区词语，融入英语等外语词，书写形式则是简体汉字、繁体汉字和英文混合使用，与东南亚的华语面貌有所不同。观察这些变体发展的语言学意义，可以看到语言或语言变体“初生”时的样态。

在以往的语言意识里，现代汉民族（华族）共同语就是普通话或“国语”，即使提及华语，也认为华语就是“跟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汪惠迪，2019，p1）。研究华语，也都是“xx  华语”，在“华语”前加上国名或地区名。但是，随着普通话与***语的交流和相互影响，随着这种交流对海外华语的影响，随着海外华语的发展及对海外华语研究的重视，人们开始思考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问题。

首先，全世界华人共同语该如何称谓？就世界范围看，“普通话、国语、中文、华语”中，也许“华语”更易接受。但是因海外已有“华语”的特指用法，有学者建议使用“大华语”一词（陆俭明，2005、2017；周清海，2016；李宇明，2016；卢德平，2017），以与通行的“华语”不相混。姚德怀（2019）建议使用“华语群”（华语华文群）或“全球华语”。其实，建议使用“全球华语”的学者也很不少（比如吴英成，2003；《全球华语词典》的编者；徐大明、王晓梅，2009；邢福义、汪国胜，2012；周明朗，2017；祝晓宏、周同燕，2017；刁晏斌， 2018）等。这些先生所使用的“全球华语”，有些是作为概念使用的，有些则是描述性语言。此外，徐杰（2006）还提出过“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的说法。

关于全球华人共同语的提出，是汉语研究全球化视野的表现，是不小的进步。正如《语言建设通讯》2015年第109期所言：“从‘汉语’到‘华语’，是认识上的一个突破；从‘华语’到‘华语群’，又是一个突破。从中国看世界、从全球观点来看，‘华语群’这个概念才有完备性。”（姚德怀，2019，p4）至于用什么名称来称谓“全球华人共同语”，需要语言生活和学术实践逐渐给出答案。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全球华人共同语”。如果认为华语与普通话只是“异名同实”，当然就可用“普通话”的定义。但如果有“大华语、华语群、全球华语”的意识，像刁晏斌（2018，p27）所描绘的“全球华语构成图”那样，“全球华语”包括“普通话、国语、华语”，其中，普通话含“地方普通话”，国语含“*** 语、香港国语、澳门国语”，华语有“欧洲华语、新加坡华语”等，“全球华人共同语”就需要另外定义。陆俭明（2005）把“大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10年后陆先生（2015）又将“汉民族共同语”修改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郭熙曾多次修改他关于“华人共同语”的内涵，2004年说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郭熙，2004），之后将“标准”修改为“核心”（郭熙，2006），之后又把“核心”修改为“基础”（2010）。《全球华语词典》（2010）根据陆俭明、郭熙等人的研究，把“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标准—核心—基础”的斟酌，就是在校准普通话在全球华人共同语中的地位，体现陆俭明所强调的“弹性”和“宽容度”。李泉（2015）把“大华语”定义为“以现代汉语通用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发展和规范方向、通行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共同语。包括大陆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语，新加坡华语，海外各地华人社区的汉语等”。这大致与前面所谈相近，只是更加强调了普通话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不仅重视普通话在华语（大华语）中的作用，而且也逐渐重视1949年之前的国语及之后的***语在华语（大华语）的历史、现实及未来的作用。2016年，《全球华语大词典》吸收学界研究成果，进一步认为“大华语”是“新老华语相互接触、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而覆盖全球的，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刁晏斌（2015）对“全球华语”的定义是“以传统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把“国语”放入“全球华人共同语”的定义中，是认识的一种深化，是认识到了汉民族共同语“再整合”的新趋势，也是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目前，学界对“全球华人共同语”外延及内涵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